本文作者
杨劲桦，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，曾为央视编导和主持人。1983年赴美国留学，获MFA艺术学位，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顶尖电影学院拿到最高电影创作学位第一人。2010年在国内出版作品集《梦回沙河》。现为电影公司CEO，定居洛杉矶。
原题
玛丽与我
作者 ： 杨劲桦
我是在1983年9月出国热潮前出的国，不似尔后蜂拥而至的留美学生们那样目标坚定明确，准备充足，心血澎湃。诚实地说，那时我对美国茫然无知，尚处于幼稚的幻想状态，每每回想都不可思议，问自己出国干什么？懵懂忐忑不清楚，唯一的回答是,渴望去看一眼心底默默憧憬的荷里活（好莱坞）。 人就是活个年轻，虽然一无所有，却不乏勇气，年轻时的我，“每一相思，千里命驾”，为了个单纯的梦，就会舍弃一切，还舍得那么彻底。然而，现实是残酷且无同情心的，不成熟则受惩罚，当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，这朦胧的憧憬突然对我变得具体，心里顿时产生了空空的恐惧。数数机上的乘客总共加起来只有七八个人，比空中小姐还少，于是想哭，眼泪接着无声地淌了下来。 飞机降落在美国陌生的土地上，蓝天碧海，第一印象是安静温和还有洁净，但是，我孑然一身提着箱子站在那里，无论如何都迈不出一小步。举目无亲，言语不通，口袋里还没有银子，感觉失落茫然。终于等来了一个拐了七八道弯的陌生女人，手里举着个写着我名字的牌子。我坐上她开的车，一路无话。 女人把我送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（UCLA）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后，就消失了。那一天，我正式进入了世界最著名的电影学院的研究生院读书。接着，我像件行李一样被存放在一家又一家。开学两个星期后，系主任弗兰克打电话来，他说终于在研究生宿舍为我找到了一个床位，但是……，后面的话没说完，就挂断了。
我刚下飞机到洛杉矶
那几天我正寄居在一对台湾来的夫妇家中。他们家很小，是大学一房一厅的结婚学生公寓，为我在靠近厨房的走道里搭了一张小床，用书架隔开。女主人姓杨，是UCLA东方语言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；先生姓许，电机博士，已经在公司上班。夫妻俩与我素昧平生，却待我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极好，此恩情终生难忘。 那天晚上，许先生开着他那辆破旧的雪佛兰帮我搬家。来到 UCLA的研究生宿舍，看见是一座不大的小楼，叫做Hershey Hall，坐落在Westwood的Hilgard大街上。许先生帮我提着箱子，上到二层，发现正对楼梯的屋子就是我的房间：206室。 房间大门是敞开的，远远看见屋子中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别致的灯，灯的正下方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孩，栗色卷发软软地搭在胸前。待走近门口时，许先生和我都不约而同地突然止了脚步，为眼前的景象呆住了。 屋里有两张单人床，两个书桌，两个书架， 整个房间乱七八糟像个大垃圾箱，各式各样奇怪的书，纸片，脏衣服，鞋子袜子满地都是，简直走不进去，无下脚的地方。再看那女孩，正仰着脸独自微笑，腿上放着一本厚厚的黄颜色大书，上面却没有字。她的双手在书上摸来摸去，时而停下来沉思，时而皱眉，我马上意识到，她是一个瞎子。突然我无故紧张起来，气也不敢大喘，我还从未跟盲人近距离接触过，仔细看她的眼睛，眼皮是闭着的，略显空瘪，似乎没有眼球，却有长长的睫毛。 默默地站了一会儿，许先生转过脸，看着有点可怜兮兮的我，温和地用中文说：“还是回我们家住吧”，我微微地摇了摇头。 女孩听见我们说话，双手停住，坐直了身子，像小鹿一样凝住神，微侧着脸，显出美丽的轮廓。 “嗨，我叫玛丽，你是我的新室友吧？”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 玛丽接着叽里呱啦说了一长串，我什么也没听懂。许先生在一旁翻译，说她下午就接到通知说室友会搬来，问我是哪里来的，在哪个系，等等。 我坑吭巴巴地一字一句又说：“我的英文不好，只会说一点点，听不懂你的话。”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（UCLA），美国公立大学第一名
玛丽马上又说了一大堆，笑得眉飞色舞。我只是盯着她的表情看，听不懂也答不了。许先生连忙帮我做了简单介绍，然后把箱子拖进来，放在靠窗的那张床前。 “你们一个是瞎子，一个是聋子和哑巴，怎么办啊？”他略显无奈地呵呵笑了，然后说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 屋里剩下玛丽和我，空气变得尴尬，她说一大串话，我只能重复地抱歉：“我英文不好。” 她终于放弃了，眉头皱得很紧，接下来是彼此间的沉默，清晰地听见闹钟在一跳一跳地走。 我坐在床边，心里虚弱无助，眼睛时不时盯着她看。只见她站起来，张开双臂，抬到胸口那么高，空然摸索，随后移动脚步。她朝我挪过来了，越走越近，双手摸来摸去，眼看着就要碰到我的脸，我躲闪着，吓得闭上眼睛。 “啊”，她像小猫一样嗖地缩回了手，“I’m sorry”，声音细细的。 关灯睡觉了，我没敢开箱换睡衣，和衣便躺下。那一夜对我来讲真是难熬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看着对面床上酣睡的玛丽，我心里有点儿害怕，怕什么也不知道。直到凌晨，我才沉沉入眠。 “咣咣咣咣……”震耳欲聋的摇滚把我从梦中突然惊醒，我本能地抱起毯子就缩到床角，只见玛丽身穿睡衣，蓬头乱发，在屋子中间像块大木头似地双脚一起随节奏上下蹦落。我惊恐地睁大双眼，茫然无措。好一会儿，我鼓足了勇气问：“玛丽，你在干嘛？” “锻炼”，她气喘吁吁，“跳舞，我妈妈说每天早上7点都要像炒鸡蛋一样地跳”，她认真地说。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
我们文革中长大出生的人，虽然受的教育远不如日后众多的天才少年们多，常常被讥笑为孤陋寡闻的弱智老帮菜，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深刻地懂得地球不围绕着自己转，懂得在艰难面前自杀的是懦夫，懂得改变命运要靠自身而非怨天尤人，尖酸仇恨。 我缩在小床的角落里，看着像神经病一样乱蹦的玛丽，即刻意识到我和她之间不仅仅是瞎子和聋子哑巴的关系，更严肃的还有文化震惊的隔阂，而需要被打碎重捏的泥人，不是她却是我自己，别无选择。 开始的几天，她和我都体会了巨大的挫折感，彼此间忍耐着，深深浅浅地相互试探着：我每天怯生生地向她问好，一旦看见她扬颚凝神的姿势，呼吸就不由自主地屏住，本能地想逃跑；而她总是两只脚交替地把身体的重心换来换去，像个不倒翁似地左右摇晃，一边说着我听不懂的东西，一边若有所思。 出国时我带了两本字典，一本是硬板黑皮的英汉词典，一本是棕皮的汉英词典，都像砖头一样厚。从那时起，这两本字典几乎就没离开过我的手。我们尽最大努力交谈，因为她是盲人，所以打手势没用，我一边请求她说得慢点儿，一边飞快地翻着词典，迅速将重要词汇写在小纸片上，手上，桌上，床单上或任何可写的地方……，直到把我的字典翻烂，内页一片片地掉下来，又用透明胶条粘回去。再后来，双方的心有了灵犀，只说一个单词，彼此就懂得意思。 我最先熟悉的词汇是关于所有的美国食物，因为牵着玛丽到餐厅，她告诉我吃什么，我就给她盛到盘子里。当时玛丽周围有一批经常帮助她的朋友，大家都同在一张长条桌子上吃饭，自然而然，我也成为他们的好友。 我记忆最深的是澳洲来的男学生山姆，6尺3寸，又高又胖，长着一对儿像妈妈似的温和大眼睛，说英语有极浓重的澳洲口音，玛丽说她有时都听不懂。另外还有个残疾人布莱恩，他除了有一个大脑袋以外，身体基本没有发育完全，双腿像幼儿一样细小，不能站立，左手是个拳头，右手只有大拇指和食指。照顾他的学生叫瑞克，学西伯莱语的，每天把他像小孩子一样地抱来抱去。布莱恩懂9门语言，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希腊语流利到令人乍舌，是比较文学的博士候选人。我每次和他交谈，看着他眼睛里忽闪忽闪冒出的奇异光彩，就觉得好像懂得了睿智这个词的定义，也想起英国著名的科学家霍金。布莱恩每次见到我，就期待地要求拥抱，我这人不喜欢抱来抱去，后来理解了残疾人非常需要被抱，需要身体的接触，从而感到慰籍和安全感，玛丽也有同样的毛病。布莱恩拿到博士学位后在蓝登工作，他是我眼中的天才。 那时在UCLA研究生宿舍住的国内留学生除我之外还有两人，一个叫王诗宬，北京大学来的，数学系博士生，和我坐同班飞机到美国；另一位是上海人，电机系的唐昌年，相貌堂堂，气质极为出众，一看就是上海的世家子弟，后来听说当了摩托罗拉的副总裁。我和王诗宬关系很好，每次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默默地吃饭，我就会把玛丽先安顿好，然后端着盘子坐在他的对面，用中文闲聊，觉得紧绷了一天的神经松弛了下来。现实中我较少言，一般是他说我听，王诗宬是个极有意思的人，最喜谈深奥的哲学问题，神态专注执着，好似不食人间烟火，后来他回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，我一点儿也不意外。吃饭时我是专注不了的，手里虽然用叉子卷着意大利面条，抬起头来看着他微笑，但心里却满是焦虑，不知如何应付种种棘手的难题。
我的研究生学生证
玛丽是法学院的研究生，异常聪慧，但相当的单纯，想必因为失明，看不见人世间的险恶。渐渐我们熟了，她特别好奇我家的事情，一遍遍地让我讲，问极细致的问题，津津有味地听，一点不烦我蹩脚的英文。 有一天，我也小心翼翼地问她为何会天生失明？父母是近亲吗？她咯咯地笑，说父母相识前在同一家大公司工作，但分别住在美国的东西部，有一次他们都去德州达拉斯开会，双方一见钟情，爱得死去活来，闪电结婚并生下了她，哪知她是个看不见的婴孩。父母的伤痛无与伦比，决定再生一个看得见的，于是又生下弟弟，居然是个哑巴。父亲做工程师养活不了两个残疾儿，决定辞掉工作，开了一家烈酒店。玛丽轻描淡写地说，我却听得张开了嘴，心惊肉跳。 很快我就见到了玛丽的父母，看起来都是精明干练的美国白人，他们从不一起来。玛丽的爸爸高大随和，有个大啤酒肚子；她妈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相当礼貌，问东问西，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她内心有点儿冷漠。一个周末的早晨，玛丽妈妈来接她，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件粉色沙的半旧长裙让玛丽穿上。裙子穿在玛丽身上显得瘦小寒碜，紧绷着胸部，泡泡短袖口掐在丰硕的胳膊上鼓起了肥肉，看着可笑。我问为什么要穿？玛丽说她今天要在教堂独唱。玛丽妈妈似乎无意识衣不合体，只是不耐烦地催促，我突然心里有点悲凉，幸亏玛丽看不见自己。 总体来讲玛丽是个快乐的女孩，常常开怀大笑，我每次都特别羡慕。从我幼年起，就不曾记得自己这样快乐地大笑过，一次都没有。我的心底深处永远压着一块悲伤的大石头，掀也掀不起。可能是我没有信仰，时时觉得自己像一片无着无落飘零的树叶，随风飘到天尽头，却不知身栖何处。而玛丽不同，她笃信上帝，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只要有了麻烦事儿，她就马上丢给神父，就像小女孩把脏衣服随便一丢，让妈妈去洗，然后自己又高高兴兴地玩去了。
电影系门前的墨菲雕塑花园
我们宿舍楼斜穿过Hilgard大街，有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，每天傍晚听到教堂的钟声响起，就让我回想起幼时读翻译小说常看到的描写，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尤其是在秋天里。 玛丽每周都要去这个教堂做礼拜，如果没有别的教友陪伴，她就会请我拉着她去。我好奇心强，喜欢看不同的事物，神父嘟嘟囔囔说什么没听懂，就一张张教徒的脸望过去，如果见到长相特殊或生动的面孔，我的目光就多停留一秒。有个修女专门在精神上照顾玛丽，每隔两天玛丽都要给这个Sister打电话，比打给她妈妈的电话多多了，什么大事小事都诉说，非常不可思议。 玛丽虽单纯，但依旧充满着神秘感，似乎永远不能触摸到她的内心。我总在想为什么，结论还是由于她无眼睛之故。 我们生活里新结识人，你瞟一下儿他的眼睛，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做出判断，皆因眼神直通心底。人常说的眸子不能言其正，意思就是歹人眼里出不了正气，而温和的眼神，较容易使他人放松心智。我看不见玛丽的眼睛，就找不到感觉；玛丽看不见别人的眼睛，就不必为他人的目光而活，这点上她远比我幸运，她拥有更多精神上的自由。我常常看见玛丽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不出声地微笑，沉浸在思想中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，不动窝，如果换成是我坐着，大家肯定会觉得有毛病。 当玛丽心情愉快的时候，她一定会坐在床边，双腿搭拉在床护栏上前后地晃，手里抱着袋巧克力，大包的，一块接着一块地吃，边吃边乐，直到全部吃完。情绪低落时，她也是拿着巧克力吃，不过双脚放在地上，神情颓唐。 她读书很努力也十分不容易，比如说，她的每一本科教书，都要被送出去翻译制作成盲书，盲书很大很沉，四寸厚，不翻开的平面积就像一台十八九寸的手提电脑那么大，而且一本普通的书翻成盲书就变成了好几本。 隔三差五，就会有人推车送来一大摞盲书，堆在屋里小山一样的高。另外，每天有一位名叫茱莉的女学生会来宿舍给她念书，玛丽缩肩坐在椅子上，神情专注地听，手指像弹琴似地在腿上搭拉拉地敲，敲的样子又好像是不耐烦。 经过了一段磨合，玛丽和我的相处逐渐融洽，我的英文口语也长进迅速。我十分忙碌，在宿舍的时间很少，晚上回来时已经累得半死，尽管我很不习惯屋子如此的脏乱，进屋后需要一跳一跳地找落脚的地方，但因实在没时间清理，也就视而不见了。不过我心里每天都在发誓，下个周末一定要做大扫除。 在屋里，我最怕的事情和玛丽最怕的事情不同，我怕睡觉时开灯，但凡有一点光亮都无法入睡，我就如实告诉玛丽，她很痛快地说没问题，对盲人来讲，尽管也许他们有光感，但差别不大。 电影系门前罗丹雕像作品《行走者》
我们的房间在二楼，窗外是植物系巨大的花园，很深也很漂亮，外面看不见楼上屋里的情况，所以天气不冷的时候，我们熄灭了灯，不拉窗帘并留着一扇打开的窗户。玛丽每天晚上洗完澡，都会很奇怪地站在屋子中间，光着身子，沉思默想一会儿，有时还幽幽地哼着歌。 开始我很不习惯，就把脸转朝着墙，闭眼入梦。 那一夜，是十五月圆之时，我闭灯躺在床上，看见高高的月亮柔和明亮，光从窗外流泻进屋里，干净的清明。窗外树木婆娑，我心静如水。扭过脸，又看见玛丽裸露地站在黑暗里，柔软的长发披落肩头。月光洒在她的脸上，苍白的轮廓，长长微颤的睫毛，十分美丽。她的皮肤雪白，乳房丰腴饱满，腰肢不似那种中国男人喜欢的小细柳腰，也不似当下流行的排骨瘦，而是均匀宽厚，大腿修长壮硕，像极了文艺复兴时拉斐尔画中的那些圣经里的女人。我原本以为那画笔下的女人都是夸张，现时里不会有人长得那么完美，而此时此刻亲眼目视着凝神的玛丽，就好像佛罗伦萨街头一座伫立的汉白玉塑像。我惊在那里，大气不敢出，心跳急促，美得不忍再看，我轻轻地把毯子拉上额头，遮住了眼睛。 突然，我脑海里浮现出美国超市里又大又漂亮的红苹果，来美国之前我见过的都是半青不红但有点儿酸甜好吃的小国光。于是，我偷偷在毯子下面乐了。 玛丽不在乎灯光，但她很在乎声响，尤其是睡觉的时候。 那时没有电脑，我又没完没了地要写报告，需要打字，而且大多是在晚上。我用打字机不熟练，还经常打错，花去了很多的时间。有天深夜，我正在打一篇第二天要交的文章，可能是听着实在太烦了，玛丽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摸摸索索地走到我桌前，说：“劲桦，你念我来打怎么样？” 只见她特别利落地摸到一张白纸，卷入打字机，然后开始打，手指速度之快，我念完一句，她就已经打完了一句，从头到尾，十几分钟的时间。 最后，她对我说：“第一段第六行的第十三个词，convey我打错了一个字母，是e不是i，你帮我找到，改过来。” 然而，就在我们和睦相处的日子里，突然爆发了一件彼此谁也没想到的大冲突。 电影系门口戏剧脸谱石雕
时光如梭，转眼来美国就遇到了第一个节日：感恩节。学校放假好几天，宿舍不开火没饭吃，玛丽和学生们都回家过节了。剩下我一人，无处可去，管它三七二十一，先关上门蒙头大睡，昏睡了两天，分不清昼夜，直到梦见肚子太饿才醒来。 这是来美国后睡的第一个饱觉，起床洗了个热水澡，用茶杯泡了包方便面，三两口吃完，顿时心境大好，阴霾一扫而光，也恢复了冷静。 于是拿出纸笔写家书：“爸爸妈妈，我很好，宿舍餐厅每天吃牛肉，所以我现在体壮如牛，不必担心；学校校园比公园还美丽，电影学院就坐落在北校园著名的墨菲雕塑花园里。我每天都从世界著名雕塑家罗丹的《行走者》雕塑旁走过，感觉自己和他一同无畏地朝前行走。我读完书很快就回去”。后来我回国探望父母，有一次翻抽屉，无意中发现了我写的信，妈妈把它们全部用猴皮筋捆住，厚厚的一大叠，我一封封地拆开来读，发现每封信都大同小异，车轱辘话来回写，什么我一切都好之类的，其实我何时好过？每天都是步履维艰，打落的牙齿咽自己肚里，跟谁也不说。 那天忙完手头的功课和杂物，终于有时间收拾猪窝一样的屋子。 我这人有个弱点，爱干净，整洁才能使我思想集中；遇脏乱油腻恶心，我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致。我不善于攒钱烧菜，但很会打扫房间，犄角旮旯也一尘不染。你们很难想象当时我和玛丽的房间有多脏，不仅脏而且乱，乱得晕天黑地。那天我剪了一条国内带来的棉毛裤当抹布，反正在温暖的洛杉矶也穿不着。屋子各处我一遍一遍地擦，窗台上的灰尘，玛丽书桌上的层层咖啡食物痕迹都结成了硬痂；我把床整整齐齐地铺好，枕头拍打松软，碎纸扔进了垃圾袋，脏衣服丢到洗衣篮，然后就是整理书架和躺在遍地玛丽的书。这些书可真沉，就像那种大厚的电话簿，整天抱着真不容易。我把每本书加了张小纸条做记号，然后合上，一本本靠着书架旁边摞起。不知忙活了多久，腰酸背痛，总算清理完毕。 我打开窗，让风吹进，采了一枝长长杆子的天堂鸟插入杯中，看着不成比例，好笑却也别致。 傍晚，我戴上围巾，独自在喧闹的Westwood漫无边际地走，看真人装假人一动不动，眼睛不眨也不笑，任凭行人装鬼脸来回地逗。我却在一旁边忍不住笑了，想想，人家那是定力。没钱买东西，就闲逛橱窗，走到一家电影院门口，看见人们排着长龙，我才知道昨晚有新片上映。好莱坞的电影一般都在Westwood的几家影院首映，那时电影票价5美元，新片6美元，我不舍得买票，就驻足仔细看那一张张的电影海报。 突然一阵恍惚掠过，几个月前在北京看《空谷芳草》和《雨中曲》时还在幻想有一天要去好莱坞，而现在这幻想居然就成了真实。不过……，怎么说呢，觉得有点儿失落，这真实好像也没什么，就像远远地看见一只美丽的白蝴蝶在飞舞，拼死命地跑了去追，好不容易抓到手中，打开一看，竟是张白纸片。 我从小就喜爱胡思乱想，想着想着就乐了，快乐其实好简单，想起今晚睡在干净的寝室就快乐。
UCLA电影系和戏剧系门口
“劲桦”，一进门她就高兴地叫我，手中还拿了个玻璃瓶子，里面插朵玫瑰。她摸摸索索地拄着白棍子往里走，一边把花递给我：“我家后院摘的”。 我转身把瓶子放到书架上，回过头却看见玛丽神色有变。 她抿住嘴，把棍子一丢，就到处乱摸了起来。她摸得很急切也很仔细，脸色越来越怪异，我吃惊地看着她，轻声叫着：“玛丽，你没事吧？” “啊……”她突然像狮子一样地爆发了，声音之大，吓了我一大跳，我赶紧去关门，生怕别人听到以为出了事。这时又听“哗啦”一声，回头一看，玛丽把书架上薄薄的花瓶打翻在地，玻璃碴子碎得到处都是，里面的水流出浸湿了地毯。我赶紧说玛丽别动，小心扎脚。她就像没听见，继续大声地跳着脚叫，满面通红。 隔壁的戴安娜闻声咚咚跑了进来，连问怎么了？玛丽委屈地说话似炒蹦豆，中间夹杂着粗话和哭腔，我这才听明白，原来我收拾了房间，她就找不到东西了。戴安娜和我面面相觑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，当然是我犯错了。 “对不起，玛丽，真对不起”，我过去试图抓住她。她使劲摔开我的手，激动地叽里呱啦喘着气地喊叫。 这时门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连楼下的山姆也来了。我拿起垃圾桶清理了地上的玻璃碎片，为了让别人方便安抚玛丽的情绪，就走出了房间，背靠墙坐在走廊的地上。一位台湾姓华的女学生向我走过来，同情地说：“明年抓阄时，你可以申请换室友”，我沉默无语。 我坐在那儿想，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是不是太自私了，还是太不了解盲人？听见屋里七嘴八舌的劝说声，我决定去图书馆看书。 图书馆晚上9点关门，我实在不想回宿舍，就在校园的月光下四处瞎走。最终还是没辙，只能回去。上楼走到门口，犹豫了几秒钟，我硬着头皮拧开房门。只见玛丽坐在床边，地上又东倒西歪地铺满了无字的大黄书。 然后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：“对不起……”。神情扭扭地就像个做错了事儿的小女孩。 我真不爱抱，但还是走了过去。我个子算高吧，可玛丽比我还高很多，她抱住我左右地摇晃。我说：“没想到你真比母老虎还凶”。 她咯咯咯咯地笑，笑得身子软软地抖，我感觉就像抱着个鸭绒大枕头。 电影系门口雕像
转眼期末考试就到，看看左右同学们苍白无表情的脸，我也开始心里发毛，这害怕主要源于一堂必修的创作课： Project 1 。其实这不是高阶课程，但没有学生第一年会选，因为这堂课的成绩与此专业研究生的去留有举足轻重的关系，大家都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和愤怒，这种残酷的自动淘汰制度是心上挥之不去的阴影，蒙混过关丝毫无可能。 不过，如今我再一次回想，却理解了系里用心的良苦，过来人才懂得这行的面包不易吃，单凭狂热喜爱和不懈努力是远远不够的，绚丽光环下有多少痴情梦想的人一生穷困潦倒，抑郁而终，其中不乏出类拔萃，才华横溢的佼佼者。所以，如能尽早发现潜质勉强，应即刻棒喝而醒，使其改换生命轨道，不耽误青春年华。 如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也绝不会一上来就选挑战性这么强的课。开学那天我其实先去了尼克·布朗教授的电影批评课。他胖乎乎高傲地站在讲台上，大讲耩挼（ 法语，意为电影类型 ）和拿手的符号学，天马行空，学生们丈二和尚摸不到头。我说英文不好听不懂，美国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跟着说：我们英文很好但也听不懂。呵呵，无论如何，我不宜在英文尚未进步之前选类似的课，因为我的奖学金全凭学业成绩。反复研究了必修课，最后我决定选英文要求较少的 Project 1 和马克-麦卡锡教授的剪接3 ，这两门都是8个学分的大课。 60多岁的老头马克很酷，高瘦有形，满头华发，穿双长统皮靴，骑一辆乌黑闪亮的 BMW 摩托车。他听完了我的请求，若有所思地扬起眉毛说：“我可以破例收你，但你有素材吗？没有素材你剪什么呢 ？剪接3 是最后一学期的课，一般需要几年的积累才能选。” 我愣住了，走到门口雕像的台前，一屁股坐下，脑子空白。这时正巧同系的台湾学长井迎瑞走过（我曾在他和太太新婚小公寓的客厅沙发上借宿过两夜），询问何事？他知道了窘境就说你用我的吧，我有 200 多个小时的素材，没时间整理。我傻傻地看着他，他笑笑说没事儿。
上projedt 1电影制作课
选 Project 1 就不那么简单了，开始我反复要求，导师弗兰克都不点头。他说你完全没有准备，也不熟悉，这是去找死。我说反正都是死，让我试试。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确太低估了困难的程度， UC加州大学系统有个缺点，就是 Quarter 制，一学期掐头去尾除了考试和五个礼拜的讲课，还剩下四个星期左右。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创作和完成一部像样的电影作品，是相当困难的。不要说技术性的拍摄胶片洗印等过程需要很多时间，更何况这应该是集体的工作。而我单打独斗，无人帮忙，还没有制作的钱。当时的艰苦现在想起还不寒而栗，玛丽周末也不回家了，随时准备帮忙却力不从心，唯有天天为我担忧，详情就略过不写了。 创作收尾时我写了一段画外音请玛丽来念，玛丽特认真地说：“不行，我说话有一点儿大舌头。” 期末考试考了好几天，真让我长了见识。中型放映室里，学生教授们坐得满满，按学生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排列顺序，一个一个地当场评分。感谢上帝，我姓 Y ，排在后面，先看别人上绞刑架，受折磨。第一个学生走到前面的讲台，自我介绍一番，然后放映作品，完毕后就被七嘴八舌地评论，乖戾的提问，尖酸的讽刺嘲笑，那刻薄的程度，远超出想象，不过不下三滥。 我原本最喜欢口试，可是看到那场面也不禁头皮发麻，这种心理素质的磨练，不是人人禁得起的。事实证明，在此行业，才华远不是第一重要，凡能成就的人，心都要比钢铁还冷和坚硬，能忍胯下之辱，能抢夺，强烈的企图心，无羞耻感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漠视感情。受教育越多和家教越好的人，越会觉得障碍重重，所以罕有在此圈子里生存的。
UCLA电影系的电影院
学生们的作品五花八门，什么题材都有，水平参差不齐，天上地下，至今我还对一些同学的作品印象深刻，现在记录几个： 第一位：布鲁斯·穆勒（ Bruce Muller ），他的作品表现的是拉斯维加斯附近的沙漠里，夜晚，有一条公路，两只屎壳郎在横过马路，它们边走边激烈地讨论着道德伦理等深刻的哲学问题。当走到马路中间时，突然一辆巨大的敞篷跑车从头顶呼啸驶过，车上坐着一对青年男女，女郎翘着双腿，咯咯地娇笑。鲜红的高跟皮鞋，鲜红的手指甲，鲜红的嘴唇。他们边亲吻，边放着震天价响的音乐，把屎壳郎震了几个跟头，滚回到路边起点。待汽车远去，屎壳郎从昏迷中苏醒，望见满天的星辰，费力地爬起来，又继续过马路，争论的问题也随之更加艰深严肃。好不容易，小短腿的屎壳郎终于穿过了中线快要到达对面，这时，那辆敞篷车又呼啸地驶回，此时那对男女已经酩酊大醉，手里拿着酒瓶，车子开得左摇右晃，终于，嘎 …… 一声，把这两只累了半天才走到对面的深沉屎壳郎给压得稀巴烂。 第二位：亚历山大·佩恩（ Alexander Payne ，他主要作品为：杯酒人生The Sideways ， 关于施密特About Schmidt，纳布拉斯加等，两次荣获奥斯卡大奖 ），他拍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，衣冠楚楚貌似某公司销售经理，他到机场乘机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。这时，他突然憋不住要上厕所，上完后发现卫生纸被用完了，他翻遍所有的口袋和皮包，除了有 5 张 100 美金的崭新钞票以外，找不到任何一张纸，焦急绝望。这时一个胖警察走进隔壁马桶间，脱下警服外套挂在门上，警察完事后出去洗手，职员从隔板下爬过去用警服擦了屁股，然后，意气风发，傲慢地整了整领带，仰头走出去了。 第三位：安德鲁，姓我就不写了。安德鲁长得极帅且骄傲，我第一次见他吃了一惊，眼神深邃，外表气质高贵。但看了他的作品，失望透顶，我还记得作品的名字叫《 Gossip 》，几个穿着庸俗的女人躲躲闪闪，行为怪异，看着令人反胃。后来尽管我和安德鲁还是不错的朋友，但我再也不觉得他吸引人了。 第四位：马托斯，姓我也不写了。马托斯来读研究生前已在好莱坞混迹了多年，是个有经验的从业者，脾气暴戾，永远一脸愤怒的表情，好像谁都欠他一百万，后期做论文时他跟我大干过一架，我的朋友阿城当时也在场。马托斯事后来跟我道歉，我说不接受，恨死他了！现在同学们聚会时还总是提起那件事来调侃我，呵呵，我说还是不原谅！马托斯的 Project 1 非常特别，是讲一匹白马和一个小男孩的故事，片头整得十分气派，跟真的似的，做工考究，技术一流，我绝不相信是短短几周做出来的。他的作品放完后，教授学生问尖刻的问题，评价太平淡之类的。突然，马托斯大吼一声，目呲崩裂，大家刹时安静下来，连小声咳嗽一声都听得见。马托斯三两步跨到麦克风前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们这群该死的笨蛋，知道那白马是什么吗？那是我的生殖器！”全场轰地一声，教授二话没说，给了他个B 。 UCLA电影系摄影棚
第五位：忘了名字，是个脸色煞白神经质的瘦小男生，他站起来刚要说话，五六个人也跟着站起来，举起牌子冲着他示威，大叫不许放他的作品，放映间顿时乱成一团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学生的作品内容是讲在美墨边境一个什么地方，有专门人畜交媾的，他真实地记录下来了。吵来吵去，作品最终没放，我也没看见人畜怎么交的。 可想而知，第一个期末考试让我有多么地震动，八十年代初期，我来自一个长期精神桎梏的国度，一个命令一个动作，使人压抑到喘不过气。那天，尽管有些美国学生的作品浅薄幼稚，粗糙乱来，但是自然真实，令我心潮激荡，亲身体会到了一种思想的自由。现在我在网络看到很多的争论，网友们能无顾忌地随便说话，甚至下流无耻地对骂，但我总感觉这种所谓的“真”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假，是做作地赶一种时髦，和真正自然的真实不是一个概念。由于长期思维模式的定型，我们很多人对真有本能的畏惧，更严重地说，就是不懂也不相信其存在。 考试结束后，我深深地舒了口气，筋疲力竭，只想倒头便睡。回到宿舍，屋门敞开着，玛丽在焦急地等我。 我没吭声，心想小姑奶奶呀，你跟着裹什么乱，我快要累死了，你又看不见，看什么看啊？ 晚上吃完饭，我把玛丽带到系里的小放映室，让她坐在最中间的位子，我到后面把片盘放到放映机上去放映。一边放一边给她解释画面，没有加油添醋，就是单纯解释，她专心致志地闭着眼睛看。
UCLA电影系摄影棚
“我7岁的时候，平静的生活突然变了，人们疯狂亢奋，学校停课了，父母不见了，剩下我自己。百无聊赖，去父亲的书房，我翻出一本小书，讲的是一个肮脏的老人，住着棍子艰难独行，不知要去哪里，不知要寻什么，只是不停地往前走。走得衣衫褴褛，手脚被荆棘刺破，流着鲜血，还是不停地走。 当时看不懂，但这奇怪的老人从小到大却一直跟在我的脑海里，今天，我突然明白，这个脏兮兮的丑陋老人原来就是我自己。 ” 我们俩都没说话，只听见放映机在空转，胶片头卡拉卡拉地响。我站起身，关上机器，没开灯，屋里黑黑的静默。 我心里一缩，似乎感受到了玛丽超凡特异的能力。我闭上眼睛，默默地想，上帝也许关闭了玛丽的一双眼睛，然而却张启了她的千手千眼，她能感觉到比蜻蜓薄翼还精致百倍的纤细情感，是我们常人渴求而不可得的。
UCLA电影系编剧教授理查德·沃尔特
美国大学生考完试后当然就会派对，听说现在连派对的发泄也不够了， UCLA这几年连续期末考试后学生们都是裸奔，光着屁股在冰冷的冬夜里猛跑，想想都过瘾，什么烦恼都冻光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脱胎换骨，清明一片。 那个周末的晚上，宿舍一层大厅又举行派对，玛丽和朋友们早早地就去了。我跟往常一样没有参加，实在是既没时间也无闲致，总觉得有一百件事情还等着要做。正当我乱七八糟地忙碌着， 突然有人敲门，打开一看，是澳洲来的留学生山姆。山姆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澳洲人，眼睛浅浅的灰蓝，非常善良，因为他的缘故，我后来对澳洲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好感。高大的山姆垂着双手，目光缓缓地，他总是不温不火，那种双脚牢牢踩在最底层地上才会有的安全和平静。 山姆说：“劲桦，玛丽让我来找你，今晚的领带派对是我筹备组织的，我也想让你去。” 他微微笑着，那么和气，我都不知该怎样推辞，想了想，找了个理由：“我没有领带。” 山姆好像就等着我这句话，手从裤子口袋里摸簌簌地掏，掏出一条皱巴难看的领带，有点儿腼腆地说：“我的借给你。” 大厅很热闹，挤满了学生，嘈杂的说话声，笑声，音乐声充斥在暗淡的光线里。临时搭建的台子上请来了真实的乐队，吉他手，鼓手，贝斯，还有一个男歌手。歌手矮个子，其貌不扬，声音却丰富，唱着欢快节奏的歌，掺杂着一点儿吊儿郎当的惆怅。他的眼神不跟别人交集，淡淡地没有焦距，有时还闭上眼睛，好像只唱给自己的心上人听，说不出的味道。他拿着麦克风一摇摆，我突然发现他他的左腿有点跛。 彩灯射来射去，把大厅中央跳舞人的脸晃得一乎蓝一乎绿。山姆从拥挤中走出来，手里拿了两杯带酒精的饮品，一杯递给我，然后找到坐在轮椅里的布莱恩，另一杯递给了他。布莱恩看见我，微笑着张开双臂，我右手拿着酒杯，左臂张开，顺势一蹲，跟他抱抱。布莱恩的脸色绯红，眼睛晶亮，那不是因为酒精，而是因为亢奋；我喝了几口酒后也脸色通红，而我的“亚洲红”却是咽在肚里的乙醇变成了毒品乙醛，多了可是要死人的。
UCLA同学，左起卢晓康、易智言、邱可平、我、尼尔斯·穆勒
山姆问我跳舞吗？我说等等，你先去吧。我在布莱恩旁边的沙发上坐下，看着人们扭来扭去地跳着五花八门的舞。跳得好看的都是腰部臀部摆动灵活，大多数的人各跳各的，身体不接触，顶多男女对着抖一抖，搂在一起跳的很少。我突然看见了玛丽，只有她和男舞伴面对面牵着双手狂跳，就像跳绳那样随着节奏乱蹦。玛丽满脸笑容，看起来心情好极了，汗水把她额头的刘海润湿，撩了上去。男同学们一个一个轮换地跟她跳，都好像在完成任务，没什么表情，唯独山姆和玛丽跳时有说有笑，他们俩儿个子都很高，山姆又胖，两个大块头像灰兔子一样蹦来蹦去地令人忍俊不禁。 转过头，我回想起了国内上大学时在食堂开舞会，大冬天里桌子板凳推到一边，在水泥地上围个圈子就跳起交际舞来。角落里放一台手提录音机，播放着“蓝色多瑙河”圆舞曲，男生木胳膊木腿搂着女生的腰，女生低着头羞羞答答握着男生的手，表面上半推半就，实际上跳到熄灯也不愿结束。当年我们这些旁观的，大冷天围巾裹着脸裹着头，冻得稀里哈喇吸着清鼻涕，替转圈圈的一对对男女崩嚓嚓地数着舞步。呵呵，那禁欲的年代呀 …… ，现在说来有谁会信？ 舞会上有人给我和玛丽照了一张拍立得，前两天我居然找到了这张像片，玛丽和我牵着手站着，她高我一截，我显得瘦小，脖子上套一条大宽领带，看着真滑稽。 夜里回来躺在床上，玛丽兴奋地睡不着，唧唧呱呱地跟半睡着的我不停地讲话。突然她问我：“劲桦，你交过男朋友吗？” 半天，我说：“我来美国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禁欲的国家。” “奥，”她轻呼了一下，“就跟中东的回教国家一样吗？” “不，不同。在共产中国男女基本上平等，女人不屈从于男人，只是在性的观念上很保守，男女都一样。比如，社会舆论对婚前的性行为持否定的态度，我大学有个同学，榜首考进的，就因为他和女朋友发生过性关系，后来又不愿和女朋友好了，所以被学校开除，送回矿井当矿工。婚外情则更是耻辱的事情，连子女都抬不起头来。” “我是天主教徒，结婚后才能有性关系。”玛丽表示很理解地对我说。
UCLA电影系走廊
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幼稚，勉为其难地说：“性是人正常的欲望之一，跟吃饭睡觉一样；完美的性是爱的延续 …… ”没说完我自己先笑了，就像在背诵生理教科书。 “不知道，说不清楚。” 我突然觉得眼睛和鼻子中间有幽幽的酸，对我来讲，性应该是身体最深处的彼此触碰，就好比爱，是心灵最深处的彼此触碰；性把爱精神的感觉具体化了，而由爱所产生的彼此间全部给与的渴望也由性而最终完成。 我睁大眼睛茫然地看着黑暗，喃喃地说：“很喜欢英文中 touch（触碰） 这个词，性就是 touch ，有触碰所以有 touching（感动）”。 玛丽呼地一下从床上坐起，热切地：“劲桦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恋爱了！” UCLA电影系摄影棚
玛丽在那里吃吃地笑，几次欲言又止，黑暗里看不清她的脸，但猜得出是烧红的。我耐心地等，忍不住也跟着笑。 “哎呀，是山姆呀，你知道的 …… ”她羞羞地小声嘟囔了一句。 尽管下意识里我等着她说出这个名字，但还是禁不住一凛，心便沉了。 我心里暗想，如果玛丽不是盲人，这俩儿人在个头上智慧上脾性上还真般配。 “山姆是澳洲人，读完书要回国的。”我突然莫名其妙地说。 “嗯，”我停顿了一下儿，又小心翼翼地：“ 你知道他是个胖子吗？大肚子，大双下巴 …… ”，话一出口，我顿时觉得自己讨厌。 “哈哈哈 …… ”，玛丽笑得前仰后合，可我却笑不出。 爱情就是雨露阳光，那天晚上以后，玛丽越发娇艳。她快乐，出门进门动静变得很大，说什么不好笑的话题都笑个没完，无穷的精力，表情像个稚气少女，一天睡梦中突然哼起了歌儿，吓我一跳。
我和朋友张沙沙去迪士尼，1984年
原本有点儿遢拉的玛丽现在变得很在意穿着，早起也不锻炼了，花很长时间挑选要穿的衣服。一天早晨，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，穿着睡衣饶有兴致地看着玛丽，她摸摸簌簌地这件衣服脱下那件又穿上。 “也有明艳的蓝，比如天蓝。”我掀开毯子跳到地上，去淋浴。 我迅速清理完毕，回来看见玛丽还在梳头，一遍一遍，不厌其烦，卷卷的刘海一会儿梳上去，一会儿又扑落下来，旁边看着，好笑又有点儿心疼。嗨，人如果能够永远沉浸在爱中该有多好，一切苦难都将不成其为苦难。 凡陷入爱的人，多少都显得有点儿缺心眼儿，满心思里装满了爱人，不仅对别人视而不见，常常连自己都忘了。玛丽是丝毫不掩饰的，每当我们同学在一起时，只要山姆在，玛丽就亢奋，打断别人说话，还夸张地站起来，手舞足蹈争抢着大声讲，使人想起在阿凯迪亚孔雀园里看到的雄性孔雀，着急地把自己美丽的屏翅打开。我抬起眼皮偷看别人，偶尔会遇到冷冷的目光，于是血就涌上来，恨不得上去按住玛丽的肩膀，让她安静坐下。 无论如何，那些天是生命中愉快的日子。愉快里有一丝不安。 山姆像一株扬脸看着太阳笑的大向日葵，只有快乐，没有忧伤。他每天热心助人，为自己的快乐不断地增添着能量。然而这一天，山姆居然变沉默了，热闹处少了他的身影，好似躲避着什么，偶尔在楼道里碰到，他原本坦然的眼神突然显得慌乱无辜，清淡地打个招呼，就急急走过，头也不回。玛丽每次吃晚饭时都故意磨磨蹭蹭，从头吃到尾，我知道她在等待山姆的出现。 那一年的情人节，我晚饭前回到宿舍，玛丽正在给修女打电话，看我回来，就挂断了。然后，她一会儿站起一会坐下，焦躁不安。 她有点儿腼腆，踌躇了片刻：“你到山姆的门上看看，有几朵花？” UCLA电影系资料馆
我下楼走到山姆房间的门口，看见贴着五六朵红色的大康乃馨，还有卡片。我突然心里有点心酸。走到前台，看见管事的凯瑟琳正在一根一根地修理着鲜花，就问多少钱一支？答5美元。我当年实在很穷，没什么钱，我又指着剪下来的那些碎碎小朵的花，问可不可以5元多给我几支？凯瑟琳说你都拿走吧。我仔细地把花一朵朵缕好，绑成一把，让凯瑟琳放在玛丽的信箱中，她问我要卡片吗？我迟疑了一下，说不要。 晚上躺下后，玛丽高兴地说：“有人送我一把花，不知是谁，你说是不是他？” 没多久，玛丽就感觉到了山姆的冷落。她是那么的敏感，脆弱，无助，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中。她每天给修女打电话，祈求上帝的帮助，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我做功课时她就到门外走廊里打。后来她早上不起床，不吃饭，也不上课，脸都变成了灰色。我每天看着她很难受，但不知道该做什么。 一天在餐厅吃晚饭，同学问我玛丽怎么没来，我抬起头，刚要回答，看见斜对面隔着几个人坐着山姆，我们四目相视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淡蓝色的眼睛变成了深褐色。我喉头一下子卡住，再也吃不下去，站起身离开了餐桌。 我带了点儿食物给玛丽，下决心跟她谈谈。开门进屋，看见玛丽已经起来，蓬头乱发地坐在床边发呆。我把盛食物的托盘放在桌上，拉把椅子在她对面坐下来。 我想来想去，好像说什么都是废话。于是说：“玛丽，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，可能不是真的，你想听吗？” 我就开始讲：“在欧洲的某个地方，有个修道院，里面住着个年轻修女，与外界的一个少年相爱，最后两人决定午夜时辰，从教堂外的小河边私奔。少年届时驾着小船在河上等，迟迟不见女孩的踪影，直到黎明。少年于是鼓起勇气，去敲教堂的大门。一个老嬷嬷出来开门，交给他一个小盒子，说是女孩托付的，让他以后不要再来。少年黯然离开，回到小河边，打开盒子一看，你猜是什么？是一对眼睛。” 我当时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了，讲了一个这么不搭嘎又忌讳的故事，潜意识里，我要让她排山倒海地发泄。 玛丽脸色煞白，痴在那里，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，轻轻地握住她的手，人其实很多时候最想要的，只是握着一只有体温的手。 突然我看见，大颗大颗的泪从她干瘪的眼皮里流了出来，让我觉得很震撼，有点儿害怕，喘不过气来。 “爱情这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” 耳边响起了罗大佑的歌。
UCLA电影系走廊
南加州，情人节过后就是春天，上帝为相爱的人们营造着情调，让所有的色彩在此刻绽放出来，门前庭后，柳丝榆荚，花飞花落。我们宿舍楼旁边，大片大片地盛开着金红色的君子兰，这种花曾在中国价值连城，一株高达万元，对当年每月薪资几十块钱的百姓来讲，瞅一眼都觉得尊贵无比。我此刻看着它们漫坡漫野，如此不羁地乱开着，顿时觉得所谓的尊贵味同嚼蜡，孤单苍白，是人为制造的俗耐，哪里比得上这种亲近得可以把脸贴上去的随便和美丽。 然而，上帝却忽略了他的玛丽，这个如此虔诚信奉他的子民，像一朵见不到光的花儿似地日渐枯萎着。 日子终究还是要过，玛丽不再打电话麻烦修女，变得寡言也更加爱吃巧克力。她每天一包接着一包地吃，就像有些男人一根一根不停地抽香烟，随之身体肥胖开来。我看着她身上鼓迸出来颤颤暄软的肉，心下可惜。 一天，突然乌云密布，下起了狂飙大雨，还有风呼呼地吹，这在阳光普照的南加州是极少见的。暴雨从中午下到了晚上，因为没有雨具，我被困在系里，回不了宿舍。最后实在等不及了，日裔教授Nakamura借给我一个装胶片的大片盘盖子，多少管点儿用，我就顶在头上往宿舍狂跑，鞋子踩在水里，溅起水花，没过多久，就全身湿透。天沉沉地黑，我跑到离宿舍楼还差100米左右，不小心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，咣当一下子他滑倒在地，摔了个马趴，吓得我赶紧将他扶起，一看是工程系的学生沃特，没等我说对不起，他爬起来就接着往前跑，神色有点儿怪异，眼光躲闪，也没跟我说一句话。 我觉得很诧异，站在雨里看着他远去的身影。沃特和我非常熟悉，他从德克萨斯州来，工程系的研究生，也和我们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。沃特隔三差五地要到我和玛丽的房间来聊天，可是我根本听不懂他带有浓重德州口音的英语。他人很内向，个头不高，长得有点儿猥琐，一个肩膀高，一个肩膀低，感觉顿顿地，比较孤僻。别人都说他喜欢我，经常邀我出去喝咖啡或参加什么活动，我每次都很为难。由于我不太懂美国的文化，不知道明确地拒绝是不是很无礼，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，绞尽脑汁推三阻四。玛丽很敏感，一下子就看了出来。 于是我牢牢地记住玛丽的话，绝不能去喝免费的咖啡。不过当然，大家彼此还是朋友，所以我很纳闷，沃特今天被我撞倒了，却没和我说一句话，平时他都是迫不及待地追上我来。
学电影的中国同学。左起卢小康、谢衍（NYU，谢晋之子）、罗伯特、我
想不明白就不想了，我三两步跑上楼，看见房门半掩，推门进去就大喊“玛丽，我成落汤鸡了……”。 没有人应，却见玛丽光着身子躺在床上，脸部似笑非笑，一条毯子半遮着小腹，真是怪怪的，又不到睡觉的时间。当时我也顾不上多想，赶紧拿了浴巾就去冲热水澡，换上干衣服。 待 回到房间，看见玛丽还是那样躺着，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来，我站在屋子中央，审视着她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直觉告诉我一定是的。 “是我自己愿意的…….”她突然莫名其妙地喃喃地嘟囔…… “愿意什么？？？”我提高了声音，自己觉得音调都变了。 我觉得就快要哭了出来，走上前去，抓起毯子盖住她赤裸的全身。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灵魂好像都飞走了，我不敢往下想，不敢想细节，觉得屋子开始旋转起来。窒息，喘不过气，我打开门跑了出去。 楼外依然大雨如注，我傻子一样走进雨里，满脸流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。 我不知该怎么办，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告诉别人或者去报警，但理智上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，玛丽有选择的权利，她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，这是她本能的意愿。
学电影的中国同学，我ucla（前排左二）邱可平ucla(二排左一）卢飞易usc 台湾（二排左二）陈凯歌（二排左三）穆晓澄usc(二排左四）陈米沙ucla(后排左一）孙力usc(后排左二）陈小琳中影（二排左五）
后来玛丽主动提起这件事，很平静地讲述，那天她也是淋了雨，所以去洗澡，回屋可能没有把门关严，觉得有人进屋，以为是我回来了，待听见沉重的呼吸声，知道了是个男人。她说当时两个人就这样站在那里，有一段距离，那人一步也没有向前走，而是她自己主动朝他走了过去。他开始抚摸她，很轻柔地，爱惜地……，没有暴力，她感觉美好……，就是这样，从头至尾她和他什么都没有说。 我沉默地听，内心挣扎地闭上眼睛，试图去理解，去感同身受，分不清这到底是一种欣喜还是一种悲哀，然而我体会的是，悲哀的欣喜。 过后不久，我突然想起下大雨那天沃特奇怪的眼神，加上后来再也不见他的影子，冥冥中感觉难道会是他？这个疑问到今天都埋在我的心中。 这件事情过后，我心里总是觉得抑郁，玛丽也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，我们的交谈少了，但是心里的距离好像拉近了一大步，彼此的在乎不再是源于客气。 有天课间，我匆匆跑回宿舍寻忘记带的书，推开屋门，见玛丽木然坐在床前，我惊讶地问为何不去上课？她轻轻地答不想去。我有了不好的感觉，就说与其你这样浪费时间，不如跟我去上课吧，看电影。她乖乖就跟着我站了起来。 我酷爱看电影，选择来美读书，彻底满足了这个难以遏制的欲望，仅这一点，我就永不言悔。UCLA电影学院在好莱坞拥有一个全美国最大的电影资料馆，应有尽有。读研究生的那几年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看电影，上课看，下课也看；白天看，晚上也看；校内校外。过去只能在世界电影史上读到的影片记载，竟一一全部亲眼目睹了——好比法国新浪潮仅有的几只拷贝， Alain Resnais 的 《Last Year at Marienbad》 ， Jean-Luc Godard 的 《Alphaville》 ， 意大利的写实作品，德国的法斯宾德，日本的黑泽明，印度的德沙雷-瑞，等等等等，每部一看完，就被教授要求写报告，尽管好受，但也折磨，看到想看不敢再看，压力重重。 我领着玛丽进入了系影院，暗黄的灯光下，找了边上的位子坐下，很多同学转过脸来看她，目光诧异，还好玛丽看不见。那天的放映迟迟不开始，却越来越多的人走了进来，黑压压地乱头簇动。因为我们在等一部重要的片子，前苏联的早期影片《战舰波将金号》，此影片是导演谢尔盖·爱森斯坦（Sergei Eisenstein）1925年的作品，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，蒙太奇的手法在影片中的运用把电影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。 我让玛丽耐下心等，并给她大致讲述了电影的背景。几个关系近的同学走过来打招呼，我给他们彼此介绍认识，玛丽有点儿腼腆木讷，但看得出心里是欢喜的。 回到宿舍我们从俄国电影聊到俄国小说，玛丽说过去曾读过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卡列尼娜》等，知道的不多。她说话时情绪还是沉沉的。
我（左四）在毕业时获得IDA奖
春季学期开始，玛丽递过一本软纸皮的书，让我念给她听，我接过来正反面翻了翻，是屠格涅夫《罗亭》的英译本。问怎么有时间读小说？她答选了一门俄罗斯文学课。我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吧，那些长长的英文名字我读不利落，玛丽说，名字是俄文。 几天后，有人推车送来了成堆的大盲书，都是复制的俄国小说，玛丽着魔似地价日沉潜在里面，好似文革中我读翻译小说时的那种痴迷，可能和她当时的心境有关。一天深夜我忙完功课已经两三点钟，玛丽还在窗前读书，我就蒙头先睡了，早晨睁开眼睛，她还原封不动地坐在那里，像是一块捏好的石膏。我起身走过去，从背后抱住她的肩膀，谁也没说话。 晚上，她突然告诉我想转专业，去读俄国文学的博士学位，我说你疯了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法学院的，更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从法学院的正门再走出来。她默不作声。 “俄国文学很独特，与其他欧洲各国小说风格相差很远，”玛丽那几天张口闭口就是这个话题，“为什么它这么吸引人呢？” “很复杂，连幅员辽阔，寒冷，苦难，粗燥，都是原因之一，早期没人把俄国文学看在眼里，英法视他们为二等公民。”我躺在床上，双手交叉放在头下，闭着眼睛跟她有一句没一句地瞎聊。 “嗯，我找不准怎么来表达它的震慑力 …… ，” 她蹙着眉。 “ 粗犷，野，萧瑟坚硬的压抑，这个写实的整体基调，是它深沉的魅力所在。” “ 对，那感觉，描写欢快的片断读来心也是沉的。” 她声音有点儿激动。“教授要求每人挑一个作家来写，你说选谁。” “如果是我，我选普希金。伟大的诗人，尽管他小说只写了几个中短篇，没有托尔斯泰、陀斯妥耶夫斯基等那么恢宏， 30几岁就决斗死了，但他是里程碑，从他开始了真正的俄国文学。” “劲桦，我很惊讶在中国还能受这么好的教育，听说中国很落后，你居然知道这么多。” 玛丽的话让我觉得刺耳，那时我特别敏感爱国，现在想来不可思议，尽管她说的不算是坏话，我已经不以为然了。我说：“呵呵，别忘了苏联是中共的老大哥，俄罗斯文学在20世纪初就介绍到中国，我上一代的人，受很深俄国的影响，有俄国情结，对这些俄国作家和作品更都是耳熟能详。反而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。”
我的研究生毕业照
现在回想起，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长谈。不久，我陪尼克布朗教授去中国讲课，离开了一段时间，返美后我抽签不中，被迫搬离宿舍。后来我还常去探望玛丽，她也会来系里找我，然后在北校园喝杯咖啡，聊一聊。直到我出去做论文，繁忙无比，彼此就失去了联络。回校后我到法学院找她，秘书说玛丽已经毕业了。 90初年的一个清晨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我还在睡觉，闭着眼摸到床头的电话。 “我是露丝，学院通知你去意大利参加世界第一届学生电影节，代表 UCLA 和美国。” 我愣了一下，代表美国？心想可我是外国学生呀，而且已经毕业了。
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第一届学生电影节。左起捷克学生、波兰学生、我、加拿大学生、德国学生
到学校找不到停车位，我只好把车停在很远，从校园的这一头要走到那一头，足足费了我半个小时。走到北校园的图书馆时，看见前面一个大胖女子柱着个白棍子，知道是个盲人。突然我有种熟悉地感觉，就加紧脚步小跑地追上。 “奥，劲桦。”我们抱在一起，她摇晃着我，我的身体陷在暄软中。 我问你不是毕业了吗？她答又回来念俄罗斯文学的博士学位。我松开她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“我在 PBS（美国公共电视台） 看了你的电影，看了两次。”她兴奋地告诉我，“我还去跟他们要你的电话号码，可是你搬家了。”
意大利学生电影节，我（右一）旁边的是亚历山大·佩恩
前不久，老同学尼尔斯·缪勒（Niels Murller）打电话约我吃中饭，我们在葛藍岱尔一家韩国人开的中餐馆见面，他点了两道莫名其妙的菜，不知谁教他的。 尼尔斯说今年圣丹斯影节时大家都到了，唯独缺你，真不懂你这些年为何该做的不做，而去做不擅长的事情。我瞥了他一白眼，答因为懂得了自己没那么重要，费人家的银子去抒发自己的情感是件不太道德的事情。尼尔斯是德裔，短幽默，他咬着牙地笑，说你这是在损谁？我赶紧也笑着为尖刻讨饶说别多心，你能够用西恩潘做你第一部戏的男主角，清水变鸡汤。 （ 注：《刺杀尼克松》是尼尔斯执导的第一部剧情片，大卡司， 西恩潘主演。 ） “真的，不开玩笑，西恩潘是个聪明的表演家，几年前我还给中国电影杂志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。”我收住笑，诚恳地。 尼尔斯：“你应该说尼尔斯·缪勒是个杰出的导演，你更应该写一篇介绍我。” “同志尚需努力。”我眨了下儿眼，我们像在学校时那样你来我往地调侃着对方。 “其实只要愿意，随时可以。”他轻描淡写地，也随我转过头去，看见外面红绿灯十字路口，一个坐在轮椅里的残疾人正在自行驶过马路，车辆们耐心地等待着 …… 彼此不看眼睛，我可以装得很酷：“热情不再，没了灵魂 ，只剩一具臭皮囊，写出来的都是滚刀肉。” 他很平静地想要开始：“我也曾有过一段非常低沉阴暗的日子 …… ” 我坚持着没听见，无表情，专注地看那残疾人上下路坎。 他敏感识相，止了啰嗦，也随着我的眼光看去：“他技术还挺高的，哎，你原来那个瞎子室友呢？叫什么来着？” “上网查呀，网上还有什么查不出来的。”停了一下儿，“你把她的事儿写出来吧。”
UCLA电影系编剧教授理查德·沃尔特专著《剧本》，这是我翻译的中文版
我与理查德·沃尔特教授
开车回到家，我在 Google 里打出了玛丽和她的姓氏，出来了很多的信息，仔细挑选出两条读着有点高兴的，写在下面，也不知是不是同一个玛丽： １）洛杉矶时报：玛丽父亲的烈酒店卖出的一张乐透中了大奖，店主分到 93,000 美元，她父亲说这是他一生最值得庆贺的事情，将用此钱支付他天生失明的女儿玛丽去列宁格勒学习俄文的费用。玛丽最近从 UCLA 法学院毕业。（ 这条信息肯定是真的！ ） ２） 2004 年玛丽和她的丈夫从波士顿到纽约欲乘华人的公车被拒，因为司机不允许他们的导盲犬上车，理由是怕别的乘客动物过敏。之后这对盲人夫妇起诉，2007年法院判决公车公司赔偿他们６万美元。（ 这条信息我不能确定，尽管同名同姓同是盲人，可是这个玛丽似乎是学音乐的。 ） 读完网上似实又虚的信息，逝去的日子在脑海重现，我心底伤感隐隐，流出毛毛细雨天的湿润，于是写下这篇《玛丽与我》。 2008 洛杉矶
我和电影学院院长鲍勃·罗森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
给老编续杯咖啡
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
公 号 征 稿 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童年 回忆 文革 经 历 上山 下 乡 当兵 岁 月 青工 光阴 高考 之 路 校园 回 望 浪漫 故 事 菁英 人 物 职业 生 涯 学术 履 迹 家国 春 秋 …… 40后、50后、60后的光阴故事 这一代人的苦难辉煌和现实关怀 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 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 投稿邮箱：1976365155@qq.com